感染高峰过后大三甲亏损显著2023年或将是公立医院秩序重建期

新年伊始,当逐渐进入“后疫情时代”,有医院,过去三年被消耗的家底、欠下的经济账和负债,要怎么还?有医院,从“保证生存”再重新转向“高质量发展”,有没有失去发展机会,还能否掉头?有医院,过去三年因社会流动缓慢,而未被上级医院虹吸走的患者,还能否把他们留住?在“行业春天”来临之前,公立医院的秩序重建之路还有很长。

中国的公立医院在经历一场不愿回首的非典型性消耗后,三年的“战时状态”正逐渐走向终结。

春节后,随着大规模感染海啸的缓慢退去,那些被呼吸科患者充斥的各个科室,正重归正轨,开始接诊本专业患者。

但数月感染潮、重症潮的压力过境,曾经被抛之脑后的医院经济账,重新回到医院管理者、总会计师们的视野。

2021年6月,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正式关闭,河南省省立医院被冻结存款、扣押财产,债务高达3.4亿元;3月,山东省8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欠缴医药企业药款被通报;2020年12月,桐柏县人民医院被曝于当月突然辞退大批医护人员,还拖欠工资……

回望过去近3个月,从人流来看,感染高峰打破了诸多公立医院近三年来“低患者流量”的惨淡,病人涌入医院,整个医疗体系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高饱和冲击;但从医院运营的角度来看,成倍增加的肺炎患者并未给公立医院的运营带来好消息。

与想象不同,过多的肺炎患者涌入公立医院,甚至对医院的经营情况产生了“干扰”,医院无法快速“回血”——尤其对以三四级手术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大型三甲公立医院来说,肺炎患者的诊疗带来的更多是社会效益。

新年伊始,当逐渐进入“后疫情时代”,有医院,过去三年被消耗的家底、欠下的经济账和负债,要怎么还?

有医院,从“保证生存”再重新转向“高质量发展”,有没有失去发展机会,还能否掉头?

有医院,过去三年因社会流动缓慢,而未被上级医院虹吸走的患者,还能否把他们留住?

在感染高峰期,大部分医院的诊疗量都经历了爆发性增长,但工作量和支出增加的同时,不少医院的经营却变得雪上加霜。

业内资深医管专家告诉八点健闻,在这段时间,越是大三甲医院,经营受到的影响越大;因为对于这些医院来说,三四级手术才是主要收入来源,而非基础诊疗。

根据他的调研,2022年12月的感染高峰期间,不含药品费,上海部分三甲医院的收入下降31%-35%;湖北、广东有三甲医院收入降低35%、25%;湖南部分三甲医院的收入则降低了23%-25%。

江苏省某三级医院院长黄文山直接告诉八点健闻,“全院都是肺炎病人的情况下,哪个医院赚钱?除非乡镇医院,一般的大医院都是亏的。这时体现的是医院的公益性,没有三级医院会考虑赚钱。”

平日,肺炎患者多在乡镇医院或门诊治疗;他所在医院的主要收入来自三四级手术,或急危重患者的救治,很少收病毒性肺炎患者入院;然而在感染高峰期,住院患者中肺炎患者的比例最高超过80%,虽然单看治疗方面可以做到收支平衡,但在叠加大幅上升的人力成本后,医院整体亏损。

不过在他看来,“医护人员带病奋不顾身,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,自身的健康风险,无法用经济衡量,医院经营亏损根本不值一提。”

而在DRGs支付改革推行的当下,不少医院发现当“全院变成呼吸科”时,这种单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失灵了。

浙江省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告诉八点健闻,“在感染高峰期,全国医院都处于混乱状态,如果还按DRGs付费,医生都不愿意干。医保部门在眼下的时间点,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退让。医院目前先按项目计费,等过了非常时期再说。新冠患者先按之前的支付政策,等后期财政支持方案出台后,再相应补还给患者”

一位浙江省某三甲医院肝移植科的医生则表示,科室医生目前不需要填写DRGs病案首页,等之后再结算。

八点健闻了解到,不少医院目前暂时采用了项目付费的方式,捱过这个非常时期,再考虑医保结算问题。

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(GAHA)主任庄一强博士告诉八点健闻,对医院来说,救治新冠患者不是算经济账的问题,是体现公益性的时刻。在放开后的这段疫情“急性爆发期”,医院没什么钱可赚,只能是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囤,把危急关头渡过去”。

从2018年开始,每隔两年,艾力彼团队都会对全国医院的运营情况做一次调查。

庄一强用几个短句生动勾勒出疫情三年的样貌:2020年应该被形容为“突如其来”, 2021年是“忙中偷闲,有点小阳春的样子”,2022年则是“穷于应付、猝不及防”。

疫情对医院的影响,首先表现为新冠外疾病诊疗量的急剧下降。据艾力彼团队的调研结果,2020年,医院的工作量平均下降到2019年的80%,2021年大概恢复到90%;2022年,疫情爆发区的医院工作量再次下降到疫情前的50%,极端的大概只有30%。

“第一年真的就让疫情给打懵了”,该院总会计师李秦川(化名)回忆。当年,疫情防控是最主要的任务,受到封控、医护外出支援等诸多情况的影响,他所在医院的工作量只有2019年的70%,这是他们在疫情三年间唯一的亏损年,“主要就是因为工作量下降了”。

而在新冠感染病例较少的城市,疫情对当地经济和医疗的影响相对较小,三年来医院业务收入为正,影响主要体现在业务收入增速。

贵州某三甲医院院长周林(化名)告诉八点健闻,在疫情前,他所在医院年度业务收入的增速保持在10%以上,撇开疫情影响不显著的2020年,2021年、2022年分别降至8.2%、4.2%左右。

疫情期间,除了诊疗量下降,医院还要承担繁重的疫情防控工作,这导致人力资源分散、支出增加。建发热门诊、方舱医院,扩容病房,购买防疫物资,增加设备,抽调医护到隔离点、核酸点、对外支援,甚至压缩合并病区……这些物资和人力支出都需要医院暂时垫付。幸运的是,这些对周林所在医院而言,“都还在可承受范围内”。

“太多的人力投入(在疫情防控)了,但在防感染和疫情防控方面是不能算计成本的。”李秦川告诉八点健闻,疫情期间,医院在成本支出方面没有太大的结构性变化,相对于人力成本,防控物资都是小头。

他坦言,疫情期间的成本预算经常被疫情的变化和防控的政策“打破”,没法按照常规的预算走。例如2022年中旬,当地政府要求医院核酸检测量到达日均三万管,这时就要大量购买PCR仪,不单要调整,还得要快,“今年随时都有紧急情况,有一个月我最长在医院住了20多天”。

除了诊疗量下降带来的收入下降,庄一强认为,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带来的“药品耗材零加成”是另一叠加效应。2020年至今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持续进行,医院原本的药品和耗材收入减少,医疗服务价格却没有及时调整到位。这让医院的收入进一步缩窄。

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管理层无奈地表示,疫情期间,医院的成本总额没有发生太大改变,下降的是人均收入,“但大家也都理解,我就觉得大家真不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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