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年伊始，当逐渐进入“后疫情时代”，有医院，过去三年被消耗的家底、欠下的经济账和负债，要怎么还？有医院，从“保证生存”再重新转向“高质量发展”，有没有失去发展机会，还能否掉头？有医院，过去三年因社会流动缓慢，而未被上级医院虹吸走的患者，还能否把他们留住？在“行业春天”来临之前，公立医院的秩序重建之路还有很长。
中国的公立医院在经历一场不愿回首的非典型性消耗后，三年的“战时状态”正逐渐走向终结。
春节后，随着大规模感染海啸的缓慢退去，那些被呼吸科患者充斥的各个科室，正重归正轨，开始接诊本专业患者。
但数月感染潮、重症潮的压力过境，曾经被抛之脑后的医院经济账，重新回到医院管理者、总会计师们的视野。
2021年6月，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正式关闭，河南省省立医院被冻结存款、扣押财产，债务高达3.4亿元；3月，山东省8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欠缴医药企业药款被通报；2020年12月，桐柏县人民医院被曝于当月突然辞退大批医护人员，还拖欠工资……
回望过去近3个月，从人流来看，感染高峰打破了诸多公立医院近三年来“低患者流量”的惨淡，病人涌入医院，整个医疗体系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高饱和冲击；但从医院运营的角度来看，成倍增加的肺炎患者并未给公立医院的运营带来好消息。
与想象不同，过多的肺炎患者涌入公立医院，甚至对医院的经营情况产生了“干扰”，医院无法快速“回血”——尤其对以三四级手术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大型三甲公立医院来说，肺炎患者的诊疗带来的更多是社会效益。
新年伊始，当逐渐进入“后疫情时代”，有医院，过去三年被消耗的家底、欠下的经济账和负债，要怎么还？
有医院，从“保证生存”再重新转向“高质量发展”，有没有失去发展机会，还能否掉头？
有医院，过去三年因社会流动缓慢，而未被上级医院虹吸走的患者，还能否把他们留住？
在感染高峰期，大部分医院的诊疗量都经历了爆发性增长，但工作量和支出增加的同时，不少医院的经营却变得雪上加霜。
业内资深医管专家告诉八点健闻，在这段时间，越是大三甲医院，经营受到的影响越大；因为对于这些医院来说，三四级手术才是主要收入来源，而非基础诊疗。
根据他的调研，2022年12月的感染高峰期间，不含药品费，上海部分三甲医院的收入下降31%-35%；湖北、广东有三甲医院收入降低35%、25%；湖南部分三甲医院的收入则降低了23%-25%。
江苏省某三级医院院长黄文山直接告诉八点健闻，“全院都是肺炎病人的情况下，哪个医院赚钱？除非乡镇医院，一般的大医院都是亏的。这时体现的是医院的公益性，没有三级医院会考虑赚钱。”
平日，肺炎患者多在乡镇医院或门诊治疗；他所在医院的主要收入来自三四级手术，或急危重患者的救治，很少收病毒性肺炎患者入院；然而在感染高峰期，住院患者中肺炎患者的比例最高超过80%，虽然单看治疗方面可以做到收支平衡，但在叠加大幅上升的人力成本后，医院整体亏损。
不过在他看来，“医护人员带病奋不顾身，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，自身的健康风险，无法用经济衡量，医院经营亏损根本不值一提。”
而在DRGs支付改革推行的当下，不少医院发现当“全院变成呼吸科”时，这种单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失灵了。
浙江省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告诉八点健闻，“在感染高峰期，全国医院都处于混乱状态，如果还按DRGs付费，医生都不愿意干。医保部门在眼下的时间点，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退让。医院目前先按项目计费，等过了非常时期再说。新冠患者先按之前的支付政策，等后期财政支持方案出台后，再相应补还给患者”
一位浙江省某三甲医院肝移植科的医生则表示，科室医生目前不需要填写DRGs病案首页，等之后再结算。
八点健闻了解到，不少医院目前暂时采用了项目付费的方式，捱过这个非常时期，再考虑医保结算问题。
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（GAHA）主任庄一强博士告诉八点健闻，对医院来说，救治新冠患者不是算经济账的问题，是体现公益性的时刻。在放开后的这段疫情“急性爆发期”，医院没什么钱可赚，只能是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囤，把危急关头渡过去”。
从2018年开始，每隔两年，艾力彼团队都会对全国医院的运营情况做一次调查。
庄一强用几个短句生动勾勒出疫情三年的样貌：2020年应该被形容为“突如其来”， 2021年是“忙中偷闲，有点小阳春的样子”，2022年则是“穷于应付、猝不及防”。
疫情对医院的影响，首先表现为新冠外疾病诊疗量的急剧下降。据艾力彼团队的调研结果，2020年，医院的工作量平均下降到2019年的80%，2021年大概恢复到90%；2022年，疫情爆发区的医院工作量再次下降到疫情前的50%，极端的大概只有30%。
“第一年真的就让疫情给打懵了”，该院总会计师李秦川（化名）回忆。当年，疫情防控是最主要的任务，受到封控、医护外出支援等诸多情况的影响，他所在医院的工作量只有2019年的70%，这是他们在疫情三年间唯一的亏损年，“主要就是因为工作量下降了”。
而在新冠感染病例较少的城市，疫情对当地经济和医疗的影响相对较小，三年来医院业务收入为正，影响主要体现在业务收入增速。
贵州某三甲医院院长周林（化名）告诉八点健闻，在疫情前，他所在医院年度业务收入的增速保持在10%以上，撇开疫情影响不显著的2020年，2021年、2022年分别降至8.2%、4.2%左右。
疫情期间，除了诊疗量下降，医院还要承担繁重的疫情防控工作，这导致人力资源分散、支出增加。建发热门诊、方舱医院，扩容病房，购买防疫物资，增加设备，抽调医护到隔离点、核酸点、对外支援，甚至压缩合并病区……这些物资和人力支出都需要医院暂时垫付。幸运的是，这些对周林所在医院而言，“都还在可承受范围内”。
“太多的人力投入（在疫情防控）了，但在防感染和疫情防控方面是不能算计成本的。”李秦川告诉八点健闻，疫情期间，医院在成本支出方面没有太大的结构性变化，相对于人力成本，防控物资都是小头。
他坦言，疫情期间的成本预算经常被疫情的变化和防控的政策“打破”，没法按照常规的预算走。例如2022年中旬，当地政府要求医院核酸检测量到达日均三万管，这时就要大量购买PCR仪，不单要调整，还得要快，“今年随时都有紧急情况，有一个月我最长在医院住了20多天”。
除了诊疗量下降带来的收入下降，庄一强认为，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带来的“药品耗材零加成”是另一叠加效应。2020年至今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持续进行，医院原本的药品和耗材收入减少，医疗服务价格却没有及时调整到位。这让医院的收入进一步缩窄。
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管理层无奈地表示，疫情期间，医院的成本总额没有发生太大改变，下降的是人均收入，“但大家也都理解，我就觉得大家真不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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